理论缝合文本勘探与多元对话

《“沉默的先锋”与“多元的后现代”：伊哈布·哈桑的后现代文学批评研究》，毛娟著，商务印书馆，2016

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，“后现代”（post-modern）一词已越发深刻地弥散于包括文学艺术、都市景观、流行时尚、娱乐休闲、装帧设计在内的诸多领域。相应地，“后现代主义”（postmodernism）也已成为最引人关切的学术命题。围绕“何为后现代主义”“后现代主义何为”“后现代主义如何”等一系列问题，德里达（Jacques Derrida）、利 奥 塔（Jean-Francois Lyotard）、巴特（Roland Barthes）、福柯（Michel Foucault）、杰姆逊（Fredric Jameson）、德勒兹（Gilles Deleuze）、桑塔格（Susan Sontag）、鲍德里亚（Jean Baudrillard）等一大批学者从各自的立场和视域出发，展开了激烈而不乏洞见的讨论。虽然学界对后现代主义的概念内涵和本体特征尚存在种种争议，但必须承认，对后现代主义的追问、思考与探究几乎已融入了当代学术话语的每一根毛细血管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青年学者毛娟的新作《“沉默的先锋”与“多元的后现代”：伊哈布·哈桑的后现代文学批评研究》（下文简称《“沉默”与“多元”》）以后现代主义最早的考察者之一、美国文艺理论家伊哈布·哈桑（Ihab Hassan）为关注焦点，在理清相关文化背景和代表性思想资源的基础上，从理论操演与批评实践的双重向度出发，对哈桑的后现代文艺观展开了全面、透彻的解读。上述研究不仅使哈桑这位在中国理论界稍显“陌生”的思想家进入了更多人的视域，同时也有效推进了国内学界对后现代主义——尤其是后现代文艺批评的理解、体认与反思。

作为沉潜多年而成的学术论著，《“沉默”与“多元”》一书中最见功力之处在于以哈桑为契机，对后现代文论中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加以审视与开掘。在如火如荼的后现代研究中，被誉为“后现代主义之父”的哈桑是引领潮流的人物，他最早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盛行于西方世界的“后现代转向”投注热情，并试图从主体、文本、语言、叙述、修辞、批评、阐释、风格、文学史等文艺理论中最具典范性意义的命题切入，对后现代精神在文学、艺术、文化中的生成路径和表现形态加以全方位考察。虽然在种种“前卫理论”争奇斗艳的当下，哈桑的学术贡献似乎已不甚醒目，但无可否认，正是他对后现代文论中诸多原发性概念的梳理与辨析，为接踵而至的拓展性研究做出了坚实的理论铺垫。鉴于此，《“沉默”与“多元”》一书并未执着于对单个思想家的评述，而是将哈桑设定为一面理论视窗，从中窥探“后现代主义的思想渊源”“后现代主义的历史分期”“后现代主义的风格特征”“后现代主义的文体实验”“后现代主义的批评策略”这些在西方后现代谱系中具有核心地位和枢纽价值的重要议题。上述理论尝试不仅有助于勾勒哈桑后现代理论的基本轮廓，同时，也将驱使研究者深入后现代学术话语的原初语境和内在逻辑，并由此而实现对后现代主义（及其精神取向）的更加立体、完整、充分的理解。

依托对后现代理论中基本问题的深入思考，《“沉默”与“多元”》一书为当代中国学界的后现代研究带来了启示。众所周知，在当前的学术话语中，“后现代”大多与“激进”“前卫”“叛逆”“分裂”“破坏”等语汇紧密相关，相应地，研究者通常热衷于一些标新立异的“学术达人”或惹人眼球的前沿议题，而忽视了“传统”与“新异”在具体研究中微妙的动态平衡。换言之，在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文学、艺术场域，“新”“旧”两种立场往往呈现出相互转换、彼此交织的复杂形态。在特定诱因的刺激下，某些富有挑战性和反叛性的观点将横空出世，并引发较大范围内的追捧与热议，而一些不那么“合潮流”的论题则似乎被打入冷宫。但实际上，上述处于“失语”状态的因素绝不会永久缺席，它们一方面充当了隐性的思想积淀，为所谓“学术热点”带来了自我确证的可能；另一方面，又总是不动声色地积蓄能量，一旦时机成熟，便迅速以新的姿态和面貌重新占据公众的视域。正因为如此，在众多新锐学说层出不穷的当代西方文论中，还暗含着一种不断向传统“回溯”的趋向：从作者的“死亡”与“重生”，到阐释的“多元”和“一元”，从文学作为“事件”与“结构”的张力，到文学研究在“政治文化论”和“审美本体论”之间的摇摆，无不为这种“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”的现象提供了注脚。借助对大量基本理论问题的追溯、探讨与澄清，《“沉默”与“多元”》试图缝合后现代研究在“新—旧”两极之间所存在的裂隙。作者试图强调，任何看似古旧、过时的范畴都不应被轻易抛入“故纸堆”中，相反，有必须要结合当下文化语境而对其加以新的理论建构和价值输入。在沉湎于追逐西方新潮，甚至不惜天马行空、削足适履的中国学术界，《“沉默”与“多元”》无疑暗示了一条足资借鉴的方法论路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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